重新发现沈从文的精神轨迹——评《沈从文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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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始终在继续。 近30年来,坊间流行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传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压力而“改行”这个根本原因之下,试图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张新颖认为湘西早岁生活及短暂从军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改行”。从1948年始,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这部着作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写作从理解开始 1992年,张新颖读了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封长信,读过之后感受无以言表,觉得必须写一写沈从文了。 《湘行书简》本来就是沈从文在一条河上写的东西,“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普通读者可能会把它当成自然景物描写,其实这条河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但人在这条河上生活,有船夫、有船娘……它和人的劳动、日常生活都连在一起,所以它又是一条“人”的河流。张新颖说,我从这里终于理解了沈从文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劳动、创作和智慧这些东西。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沈从文人生的一个基本理解,以及他后半生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 在张新颖看来,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里,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这种“凝固化的倾向”就是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但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而沈从文是个丰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就像大众对沈从文的印象,只知道他后半生开始搞文物研究,期间受过很多苦等等,对他的认识可能停留在对其命运的感慨上。而张新颖觉得,对一个人的了解,单单停留在对他命运的感慨上,这很不够。 沈从文的世界通达四方 谈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张新颖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能够贴近日常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真情实感,他的文学不挑选读者。有的文学是挑选读者的,比如一些专业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籍,只有学者才会阅读。但是沈从文的书,无论你是学化学还是学数学的,你不一定完全了解沈从文,或者只看过一篇文章,但是也会非常喜欢,这就是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当一种文学开始挑选读者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变小了。沈从文的文学不排斥普通的读者,这就是他的魅力。 张新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 1=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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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沈从文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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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弱小个人的生命完成,从边城走向世界,最终回归边城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这本书是作者张新颖写给沈从文一部长长的情书,他充分利用沈从文的书信等文献资料,勾勒出大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力图捕捉他的心灵颤音。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张新颖放弃了一个学者的傲慢,不轻易以一个审视者甚至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叙述中,而宁愿做认真的倾听者,倾听沈从文的低语与抒情,让沈从文自我敞开,让历史自我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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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2、“重新发现”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写沈从文,与此前众多沈从文传侧重1949年之前大大不同,不仅写了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写了在动荡年代里沈从文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沈从文自己的表述。本书即采用了沈从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资料。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封面这幅速写是沈从文画的,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时代的宏大潮流轰轰隆隆而过,沈从文发现江里游离自在的生命状态:小小的船和船里的人。《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汇集“影像”21幅,辅助见证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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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从1948年始,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著作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传记,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一如他爱家乡的那条长河,曾经不知疲倦地抒写那条河的故事,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韩国釜山大学交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等,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四百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九卷书信中有八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近三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传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压力而“改行”这个根本原因之下,试图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张新颖认为湘西早岁生活及短暂从军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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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文史学界,传记研究是个易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一本有分量的传记,往往要依托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史料会迫使研究者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找寻更为恰当的阐释话语。但传记研究也是一个易于“媚俗”的领域,把一个人塑造成某种理念的坚守者,远比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容易得多,就像张爱玲分析《海上花列传》时提到的,“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往往更符合人们对传记的期待;那些“平淡而近自然”的作品则易于为读者摒弃。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这本着眼于传主的生活、思想层面的传记,在写法上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着作充分利用了沈从文生前未发表的400多万字的资料,主要是各类杂文物研究成果及书信和日记。如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都较为明晰地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这对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轨迹颇有帮助。自然,这些漂亮的文字经过了理性的筛选,不利于我们重构当年的历史场景。于是,张新颖试着引入沈从文亲友的回忆,以增强叙述的质感:如1969年底,沈从文去咸宁干校前夕,在家收拾东西,满屋狼藉。张允和来看他,要走时,沈从文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似哭似笑地说,这是妻子张兆和给他的第一封信。当张允和问是否可以看看时,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又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再也不出来了……”张允和正觉得好笑,沈从文却“吸溜吸溜”地哭起来。这一哭,使得整个叙述顿有活色生香之感。

张允和的回忆提供的恰是沈从文自己觉得不必强调的部分。试想,一个老男人行将被发配远方,体弱多病,妻子不在身边,而单位又无意回护,被搬家时的琐碎磨得筋疲力尽,也真的算是哭告无门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时候哭鼻子天经地义。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陈乔回忆说,运动中沈从文的情绪不稳定,常哭,担心自己发病,身上随时带有写着单位和名字的小牌子……此类琐细,生活气息十足,思之令人五味杂陈。毕竟时代很大,个人很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时代相对峙,更似故事而非实景。每个人的直接对手其实都是生活本身。有些人对于政治风向较敏感,而另一些人则较为迟钝。但时代的风云变幻会引起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这些变化打乱了中国知识者在穷达之际的回旋余地,让他们无所适从。

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在生活轨迹上颇有相似之处。年轻时在北平和上海,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写作;中年后,则在各类运动的颠沛流离中,一边哭着鼻子,一边做杂文物研究。在对那些运动进行评判之前,我们不应低估的倒是这个湘西人生命的韧性,以及他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风度:在创作界,他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好作家之一;而学术上,他开启的名物研究,影响深远,至今追随者甚众。中国失去了一个好的作家,但获得了一个好的学者,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更为重要的是,杂文物研究本身就是沈从文的志趣之一,他在抗战期间就已广为涉猎。在建国后的学科划分中,选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托,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前无论金介甫,还是凌宇的沈从文传中,都提到他在创作上有不断跃升的趋势。上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创作有日益浓重的哲学化倾向;在形式上,他似乎在用文字去展现某种情绪的体操——这种努力发展的极致实则是音乐。张新颖也在文中特意写了沈从文在“文革”前夕,尚在夜深人静时听西方古典音乐的情景。当他对文字的锻造达到某个顶点后,则需要找寻一个新的领域来安置自己的热情。从这个角度讲,即使沈从文在创作上并未封笔,他恐怕也很难遏制自己对杂文物研究的兴趣。

我们无意为当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辩护,但既然是传记研究,我们着眼点首先应是传主生命的发展和完善;而非相反,用人物去给某种历史评价模式做注。无论是张新颖的传记,还是解志熙等学者近年来所做的史料考辨,都注意到沈从文在1948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中,政治批判只是诱因,更为直接的则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但郭沫若的点名批判、文代会的冷落,以及沈从文本人所经历的极端状态,很容易让我们按照政治抵抗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当前,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的研究在文史两界都是热点,对于此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不应蜕化为古代文学中的“遗民文学”研究。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民国期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民国具有它的特殊性。前期的军阀割据,使得中央政府处于一种较弱的状态;而此后所从事的抗战,更让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相对松散。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这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调试与此政权的关系,在其领导下进行文化工作,是他们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为,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都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有此磨合过程。学术和国家密切联系,受后者的制约和引导,实际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从沈从文突然去世、而错过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马悦然确认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去假设,如果他一直写下去,又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张新颖教授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本书中,他没有把沈从文新中国后转向杂文物研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悲剧,也没有像若干“某某的最后多少年”那样,把一个人后半生的价值局限于他对前期信仰的坚守上,而是试图去讲述一个现代知识者努力调试自己,在新的领域再出发的故事。张新颖在这本传记中将沈从文对学术、对业务的执着刻画得异常动人。沈从文其实是一个有着出色的政治敏感和讨论热情的人,但他很少会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夸夸其谈。执着于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一点沈从文比同时代的很多人看得要清楚,也比后辈研究者中的很多人要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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